建筑大师华南理工教授何镜堂“大器晚成”

　“其实搞建筑设计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序幕、高潮、尾声等，其中蕴含着很多道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领衔设计师何镜堂在他倾力创作的“小说”中，试图表达不同于一般建筑设计的深刻寓意，让人们从“阅读”中领悟“国强则民强”的道理。

　　■本报记者 唐景莉 通讯员 孙宏志 刘慧婵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由中国政府主办的全球盛会。届时，中国将敞开胸怀迎接各国宾客。随着世博会开幕日期的临近，中国馆领衔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何镜堂和他的设计团队正日益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在世博会开幕式倒计时300天之际，本报记者走近这位建筑大师，聆听他那凝聚心血的设计作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东方之冠”：历史责任支撑着我

　　在黄浦江边眺望世博会中国馆，国家馆居中升起，形如冠盖，层叠出挑，而地区馆则平卧于国家馆之下，提供大量的活动和会展空间。国家馆的外形酷似中国古代的斗拱，也有人认为它像一顶官帽。何镜堂院士则倾向于像一个粮仓，寓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

　　作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一轴四馆”的永久建筑之一，中国馆无疑是世博会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国家名片”。中国馆所承担的使命令何镜堂院士和他的设计团队感到任务的光荣和艰巨。中国馆必须是中国的！而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究竟用什么才能既表现中国的历史特色同时又具有时代特征呢？中国红！何镜堂抓住了三点：体现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体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民族特色；体现当今中国的气质与气度。他和团队拿出的方案是一个令人惊艳的大红色斗拱。人们看到，国家馆居中升起，层叠出挑，形成“东方之冠”的主体造型；地区馆水平展开，形成华冠庇护之下层次丰富的立体公共活动空间，并以基座平台的舒展形态映衬国家馆。国家馆整体以大气的建筑造型整合丰富多元的中国元素，传承经纬网格的传统建造文化；地区馆建筑外壁镌刻叠篆文字，传达中华人文历史地理信息。

　　世博会期间，国家馆将展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地区馆将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提供展览场所，展示中国多民族的不同风采，以及全国各地的城市建设成就。世博会后，国家馆将成为中华历史文化艺术的展示基地，地区馆将转型为标准展览场馆，和世博会主题馆一起，作为举办各类展览和活动的场所，并与周边的世博建筑共同打造以会议、展览、活动等功能为主的现代化服务业聚集区。

　　从2008年4月20日动工以来，中国馆已在建一年多。为迎接明年五一世博会开幕，布展工作必须提前完成。由于时间紧迫，设计调整、建设、布展是交叉进行的，完工一部分就交付一部分，这种施工的难度是以往少见的。

　　“我跟你打赌，如果因我的图纸影响了施工进度，就算我输了。”自从向世博局中国馆项目部作出这样的承诺后，不论是将建筑方向调整为与世博轴平行的正南正北，还是增加地区馆的面积以满足展览的需要，何镜堂院士领衔的联合设计团队从未在“打赌”中输过。50多人组成的设计团队日夜奋战，年逾七旬的何镜堂院士成了“空中飞人”，随叫随到，有时候上午赴沪，解决问题后下午就要匆匆回穗。去年一年，他仅乘飞机往返于穗沪两地就达58次之多。“支撑我的，是作为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这种责任，是我从参与这一项目的第一天开始，就深切感受到的。”何镜堂深有感触地说。

　　站在展馆工地上，他充满信心：“今年12月31日前，气势恢宏的‘东方之冠’一定能完成交付使用！”

　　人生之旅：时代推着我往前走

　　何镜堂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可他的建筑设计事业40多岁才起步，这样的传奇是怎样炼成的？他说：“这个时代令我备受鼓舞。整个社会在推着你往前走，你不走，就太对不起社会了。”

　　何镜堂出生在珠江三角洲著名的渔米之乡——广东省东莞市。小时候，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背上干粮和画板跟着哥哥去野外写生。家乡那玲珑的小桥、潺潺的溪流、郁郁葱葱的树木构成一道道迤逦的岭南风光，在绘画中，他体会到无穷的快乐。而他又渴望当工程师，听老师说建筑师是半个艺术家、半个科学家，这职业正合他意，后来他便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建筑系。“从那时起，我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爱这个专业，特别爱。”

　　缘于对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建筑专业的浓厚兴趣，何镜堂大学毕业时又报考了研究生，师从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教授，成为华南理工大学第一批正式报考的研究生。他把对建筑专业的酷爱全部倾注在刻苦学习上，每天速写本不离手，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抓住空闲认真练笔。1964年，何镜堂到北京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找到一份很切题的英文资料。他用了整整三天时间，坐在床边一笔一画地把这本厚达58页的英文文献资料全部抄了下来。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很笨的事，但却考验了他的意志和毅力。如今，何镜堂偶尔会把这本珍藏的手抄本拿出来给学生看，面对那些密密麻麻的英文小字、徒手勾画的图表，学生们无不感到惊讶与佩服。

　　毕业与“文革”同期而至，何镜堂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在灰暗的政治阴霾下一禁锢就是十年。那时，单位被撤销了，全部工作人员被派到湖北的一个偏远山村插队落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年轻的何镜堂常常在农耕的间隙躺在草地上，看着眼前绵延不尽的山水，梦想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当那段岁月成为历史，他却告诉记者，那段日子并非只意味着苦难，他体会到的是八个字：学到很多，终身受益。

　　尽管被荒废了很多时间，何镜堂并没有随波逐流，意志消沉，而是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抓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他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他说：“我始终觉得，做人要有追求，人生方向始终要把准。”“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航向，他却把握住了自己。

　　“文革”结束后，国家提出了有关研究生归队的政策要求，而此时的广东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开始建设经济特区。参观过深圳之后，何镜堂被改革开放最前沿生机勃勃、热火朝天的建设氛围深深感染，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征得夫人的同意后，他们举家南迁，回到了广州，回到了母校华南工学院。那一年，他已45岁。

　　何镜堂刚刚回到母校，还没安顿下来，院长陈开庆就告诉他，深圳科学馆要举行设计竞赛，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但时间只剩下短短的三个星期，不知他能否参加。

　　当时托运的行李还未到，全家都还住在潮湿闷热、多蚊虫的招待所，何镜堂马上与夫人商量参加设计竞赛的事。夫人李绮霞是一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设计师，她毅然支持丈夫迎接回归后的第一个挑战。经过近20天的日夜奋战，何镜堂和夫人全力以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以及当时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到了设计之中。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建筑事业的头炮由此打响了！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从这个项目开始，何镜堂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重要设计，都要作专题设计，都要出精品，都要写学术论文，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杂志上发表。不久，深圳科学馆的项目论文被《建筑学报》发表，这是何镜堂的第一篇科学论文，从此一发不可收，他凭借着自己的坚韧、勤奋和卓识，走出了一条将设计、研究、建筑三者相结合的道路。

　　从1989年开始，何镜堂被学校任命为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建筑师。1992年任院长，1994年被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荣誉称号。1999年，何镜堂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转折。那个时候，他已经年届花甲，但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全国各大设计招标现场，仍然活跃在建筑施工现场。

　　当时正值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许多大学都开始新建或扩建校园。何镜堂对此很感兴趣，投入了很大精力准备竞标。因为准备充分，他的团队在浙江大学新校区设计方案的招投标中一举中标，何镜堂又一次感受到了新时代蓬勃朝气的巨大鼓舞，感到自己豪情壮心犹胜青年人。他带领一批年轻人继续创造着建筑设计领域一个又一个奇迹：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广州西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由他领衔设计的一个又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不断问世。

　　机遇只眷顾有准备的头脑。再回首，大器晚成的何镜堂是上世纪80年代起步、90年代大发展、21世纪上台阶，他常常感叹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代，年纪轻轻就已经有不少成果。可是他厚积薄发的经历却是用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用十年、几十年才走完的路。

　　处世之道：先做人，再做学问

　　“我很幸福。”回首自己曲折的人生之旅，何镜堂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他说，幸福的人生是能够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不能工作的时候还有人关爱。真正幸福的人是即使退休了、不工作了，人们依然记得他。

　　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雪片一样飞来的会议邀请，紧锣密鼓的工程设计，何镜堂也有累的时候。偶尔晚上在校园小道上散步，会感觉疲倦像潮水一样向他袭来。可当沿路许多不认识的人喊他“何老师”时，他顿感精神倍增，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

　　有一次，何镜堂在一个设计规划论坛上作主题发言，介绍中国馆设计的有关情况。讲完后有个女孩跑过来抱住他，热泪盈眶，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何镜堂微笑着问她原因，她说：“中国人能设计这样伟大的作品，真是太了不起了！”

　　虽然何镜堂一直都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但是那一份来自陌生人的真诚肯定和信任所给予的感动，却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何镜堂最难忘的一个生日是在他的花甲之龄。那一天，他的很多学生聚在一起，送了一个生日蛋糕为他祝寿。令他感动的是，这个生日蛋糕的形状是他来到广州的第一个作品——深圳科学馆。

　　对于何镜堂来说，最看重的也是这份师生情。“因为做设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作为团队领军人物的他深深认识到，一个人是做不出来今天的成绩的，一个项目没有人扶持是完不成的。采访中，何镜堂一直强调，自己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华南理工设计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单位跻身到全国一流的设计团队，这一切都与这个年轻团队的努力密不可分。

　　何镜堂的学生说，他们从老师身上学到他对建筑事业的热爱，学到怎样与人为善，怎样做一个诚实、诚信的人。在他们看来，何老师的思想是兼收并蓄、开阔包容的，他毫不保守，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他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建筑狭小的范围。他对建筑设计、学术研究、培育后辈是如此的投入，在讨论中，在旅途上，在会议的休息中间，他总是不断地勾画草图，完善设计构思；他随身的包中，总是带着草图纸笔，也常常会有一本需要修改的研究生论文。“何老师都这样搏，我们更得搏啊！”设计院的同事们都这样说。

　　先做人，再做学问——这是何镜堂信奉的做人道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年届古稀的老人用自己的大半生诠释了这句话。2008年4月，何镜堂70大寿，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聚首华工，自发编印了《何镜堂1999-2008建筑作品选》、《性情·人生：献给恩师何镜堂70岁生日》两本精美的小册子，与何院士60大寿时所编的形成一个系列，以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与祝福：“祝愿在缤纷不尽的建筑舞台上，繁花似锦……”

　　何镜堂说，他的幸福还在于夫人李绮霞多年来的默默支持与帮助。这对夫妇的和谐美满已成为华南理工校园的一段佳话，在他的一生中，夫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风风雨雨一起走过，真正称得上相濡以沫。在何镜堂的旅游相册里，能看到许多这样的照片：巍峨青山的小路旁，华丽风情的欧式建筑台阶前，浩瀚碧波中的大型邮轮上，何镜堂搂着夫人，一脸甜蜜。

　　为师之乐：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1996年华南理工设立了建筑设计专业的博士点，何镜堂成为建筑设计理论专业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他开始招收和培养博士研究生，重点研究民用建筑创作，特别是岭南地区新建筑创作，发挥产学研三结合的优势，走建筑设计与培养学生相结合的道路。在何镜堂看来，集中培养人才与不断地出成果，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

　　“大学生有共性的一面，同时不同专业也有各自的特点。”每年新生入学，何镜堂的第一句致辞便是：“要做设计，首先要学会做人。”他认为，现在是人才之争、教育之争的时代，社会要求大学培养的是开拓型、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而具体到建筑学，人才培养方式又在共性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专业特点。“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要给人以熏陶，要求知识面广，社会、经济、文化、技术……方方面面都会影响设计师。面对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设计师就要培养建筑‘哲理’，知道先抓什么，后抓什么，怎么定位。”比如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提炼中国文化是个中关键，同时，由于世博会又是面向世界的，是文化交流的场所，因此中国馆就应巧妙结合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来构思设计。为什么要用中国红？这是设计师从中国文化符号得到启发，从中国的很多出土文物中得到启发，从中国的古建筑中得到启发。建筑设计要求以广博的知识为根基，由此可见一斑。

　　何镜堂认为，建筑设计师是艺术家、工程师素质兼备的综合性人才，要善于从各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还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一个建筑是100分的，即使是大师的作品，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文化底蕴、心境、看法不同。建筑和纯科学不同，不是简单的1+1=2，所以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进行大学校园的建筑设计时，由于南方北方不同，水边和山边不同，何镜堂要求学生拿到设计项目不要先忙于设计，而是首先找准定位，每个题目要解题，先找出有共性的东西。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何镜堂确立了独具一格的建筑观——“两观三性”，即整体观、建筑的可持续发展观，及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种观念是通过多年的团队创作总结出来的，现在我们也用这样的理念指导学生。”

　　一个建筑作品，不可能由一个人创作完成，它是各个学科、各个行业的专业优秀人才合作的结晶，何镜堂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强调团队作战。每当面对新的项目，他都会安排两个有经验的教师和2至3个青年学生组成一组。第一次课先分析建筑的共性，再分析个性，找答案。在设计浙江大学校园时，他们根据该校园有很多湖的特点，提出了“曲水流乡”的概念，从其环境、地域地貌、文化等多角度找特点。第二次课，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设计方案，分别放开来讲。这时候也许几个人就有几个方案，何镜堂常常以鼓励为主，给学生以分析、指导，让大家充分交流、讨论，最后发展成自己的思想成果。第三次课，再把修正过的方案不受任何束缚地拿出来讨论，然后根据大家讲的情况归纳出2至3种组合。第四次按照组合的小组意见继续深化方案，予以个别指导。到了第五次课，老师定下项目设计基调，进行下面的设计细化。这样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竞争、严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70多岁的何镜堂，还积极参加很多公开的招投标，同行中有人劝他：“这么大年纪，别干了，太辛苦！”面对不理解，何镜堂总是一笑置之。他告诉记者，建筑从来没有100分，敢于竞争就说明自己还有这个实力，还有当运动员的勇气。在竞争中，何镜堂带领团队把握了机会，团队中的年轻设计师、学生从中收获了书本里学不到的实战经验。通过参加大项目的招投标，何镜堂锻炼了他的队伍，培养了一批青年设计师。

　　现在，何镜堂和他的青年团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大品牌。第一个品牌是大学校园设计。迄今为止，华南理工设计院已经完成了近200个大学校园的规划。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浙江大学、江南大学、广东药学院大学城校区、华南理工大学城校区、重庆大学等等。第二个品牌是纪念馆、博物馆。代表作品是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地震遗址公园。第三个品牌是体育场馆，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羽毛球馆、摔跤馆，以及广州亚运会的部分场馆。第四个品牌是会展建筑，代表作品是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第五个品牌是超高层建筑，代表作品是广州西塔。这五个品牌各具特色又互相补充，充分印证了华南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是一个靠硬功夫、敢于竞争、能打硬仗的设计团队。

　　倾力之作：寄寓民族深情

　　说起自己最为自豪的作品，何镜堂选取了两项震撼人心的工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这两件有分量的杰作，恰似百年中国从屈辱悲怆到伟大复兴的两个坐标，蕴意深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何镜堂选择了众多的建筑元素来表现理念，表达对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悲痛悼念。他在入口广场、在新建纪念馆屋顶的两侧、在纪念公园的水池旁，都设计了长长的墙体。这些墙体或以文字、或以浮雕、或以其扭曲转折的形态、或以绝望封闭的房间来无声地诉说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悲情故事，传递当年遇难者无处逃避的绝望心情。而入口广场“死亡之庭”则以无生命特质的砂石铺装广场，行走时的“沙沙”声犹如大地的哭诉，令人感受到“生与死”的场所精神主题。经过“万人坑”，沿着墓道般的入口，迎面而来的是以烛光之路为主题的“冥想厅”。相对而立的两面巨大镜子让漂浮于水面上的烛光无限延伸，仿佛世人沿路洒下的祈祷之泪。而和平广场则以缓缓流动的水来体现“期望和平”的意境。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都在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人们仿佛又看见了汹涌逃难的人潮、悲戚的妇孺、呼啸的炸弹和那些摇曳在狂风之下晦暗的生命薪火。

　　国家强大，人民富庶，我们方能谈及尊严、独立和文明。

　　这也正是何镜堂设计中国馆所传递给人们的信息。

　　“其实搞建筑设计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序幕、高潮、尾声等，其中蕴含着很多道理。”何镜堂说，在这些倾力创作的“小说”中，他试图表达不同于一般建筑设计的深刻寓意，让人们从“阅读”中悟到“国强则民强”的道理，引发共鸣。

　　今年3月初，何镜堂亲赴汶川，前往原阿坝师专校园实地勘察，然后率团队“神速”完成了四川汶川“5·12”地震纪念园一期的设计——两周内完成设计方案，两周内完成设计图。何镜堂说，他想要把这样的理念贯穿于纪念园设计始终：“不仅要让人们记忆这场地震惨痛的一面，更要去表现人性坚强和光辉的一面，播撒希望的种子，以此纪念逝者，抚慰生者，正视这场灾难，积极面向未来。”他的设计团队同时还承担着映秀镇纪念体系的规划任务，包括“5·12”震中纪念地、飞落巨石、“5·12”汶川大地震纪念馆。一个中国建筑师的历史责任感，牢牢支撑着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全身心投入到这一个个寄寓民族深情的伟大作品创作之中。

　　从深圳科学馆到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从华南理工大学人文馆到浙江大学，从市长大厦到会展中心，从广州西塔到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到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地震纪念园，何镜堂在倾注了生命心血的建筑设计道路上坚定自信地走来，并正迈着依旧充满活力的步伐，继续前行。